1928年8月中旬，江西永新九陂村，毛泽东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，一直开到深夜。会开到一半，来了一个叫贺礼昌的农民，他是给红军二十八团、二十九团挑伙食担子的。他向毛泽东报告：朱德、陈毅率领的两个团在郴州打了败仗，损失了一个团的兵力，已退到桂东休整。 这个消息没有电报，也没有专人骑马来送，是一个挑夫一步一步走回来带到的。在那个年头，山里的消息大多就是这样传的。毛泽东随即带着三十一团第三营往湖南赶。8月22日晚，朱德、陈毅、杜修经等人来到桂东县城唐家大屋，与毛泽东会合。 两个人见面时的心情不难想见。一个从头到尾反对南下，另一个亲自带着队伍南下，路上也想把队伍拉回来。这一仗输掉，并不是谁看不清形势。那年夏天，部队往哪里走，是由一封外省送来的指示信、一次举手表决和几百里山路上迟迟到不了的消息共同决定的。两个人的威望都在，可是军队到底听谁的，当时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。 上级的意思本身就一变再变。5月30日，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宁冈宣读省委来信，信里写的还是"目前兄处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"。才过了一个月，杜修经再次上山，带来的新指示却要红军主力立即开往湘南。 新指示里还有人事安排：要求毛泽东"须随军出发"，派杨开明担任湘赣边特委书记。这样一来，毛泽东就不再负责边界的地方党组织，军中党组织的书记又是陈毅。毛泽东最正式的身份是红四军党代表，大家心里服他，可组织上拍板的那一票，并不攥在他一个人手里。 6月底，毛泽东召集军委、特委和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，多数人认为这时候南下"百弊而无一利"。7月4日，军委和特委联名给湖南省委去信，一条条讲不能南下的理由。红四军归湖南省委领导，毛泽东后来说起当时的两难："不从则迹近违抗，从则明知失败，真是不好处。" 7月，湘赣两省敌军又来合击。朱德、陈毅带二十八团、二十九团去攻酃县，抄湖南敌军的后路；毛泽东带三十一团留在永新，把江西方面的十一个团围在城外，一围就是二十五天。两路人马中间隔着一道道山岭，要商量什么事，只能靠写信。 问题出在回师的路上。二十九团官兵思乡情绪爆发，士兵委员会秘密决定返回湘南，杜修经和部分干部支持南下。这个团的官兵大多是湘南宜章的农民，离家已经好几个月，一听说能打回老家，队伍就带不动了。 朱德、陈毅只好停下来开会。会上杜修经提出执行省委指示，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也赞同，两人提议举手表决，一百多名参会官兵中有八十多人同意。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，就这样被一次举手推翻了。军长再有威望，也只是一百多票里的一票。 杜修经骑马赶到茅坪去报告，毛泽东却已经去了永新。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当场表态："决定了，就走吧！"7月17日，红军大队以二十九团开路、二十八团跟进，从酃县沔渡出发。 毛泽东在永新得到消息，马上给杜修经和朱德、陈毅写信，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送去。信有三页长，要求部队照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回永新。信送到时，队伍已经上路了。龚楚说现在回去来不及，不如去打郴州，众人又讲了一遍"围魏救赵"的道理，意见就此定下来。 7月23日，红军大队到了郴州城外，守城的是范石生部。朱德面对昔日的友军和位高权重的"钦差大臣"，左右为难。范石生在南昌起义部队最难熬的时候接济过朱德，现在双方却要在城下交火。 这一仗由王尔琢指挥，中午12点就攻下了郴州城。城里是范部的供应基地，物资不少，很久没见过给养的部队开始大发"洋财"，军纪大乱，不久范石生部发起反击。二十九团在撤退中四处散开，最后收拢起来的只有一百多人。 边界那头也跟着出了事。红军主力离开后，敌军乘机攻进来，永新、莲花、宁冈先后失守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都被敌人占了。毛泽东后来写报告时用了一句话概括当时的惨状："被杀之人，被焚之屋，不计其数。" 那么，上面有没有人能早点把关系理顺？有，只是信来得太迟。中央六月四日的来信，经过江西省委、吉安县委辗转传递，到十一月二日才送到井冈山。这封信要解决的，正是边界该由哪个机关统一领导。等它送到，八月失败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。 当事人自己也承认责任不只在一个人身上。一位井冈山斗争的亲历者在回忆录里说，朱德是军长，陈毅是军委书记，要是他们坚持不去，杜修经是没法把部队拉走的，"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嘛！"2011年出版的《中国共产党历史（第一卷）》也写到，红四军军委当时没有有力地阻止。 桂东会议上，杜修经检讨了自己的错误，朱德、陈毅等人也承担了各自的责任。会议决定部队重返井冈山，撤销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，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，杜修经、龚楚留在湖南组织湘南特委。 回师路上又出了事。1928年8月25日晚，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在追击叛徒途中中弹牺牲，年仅25岁。他是追去劝回被二营营长袁崇全带走的队伍时遇害的。毛泽东评价说，王尔琢的牺牲换回了两个连，稳定了红军，挽救了革命。五天后，黄洋界上留守的少量部队顶住了敌军的进攻。 真正的转变要等到11月。11月6